提起科学，人们便想到技术，仿佛发展科学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技术，于是科学成了技术的手段，技术成了科学的目的。科学与技术被结成一体，叫做科技。技术又被具体为彩电、火箭、计算机之类的科技产品，除了给人提供一个更丰富更完善的生存空间之外就再无其它了。这时，人们误解了科学。
科学首先是作为文化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山石草木，日月星辰；人事很杂，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解释自然，为自然寻找秩序，为自己制定行为规范，就形成了文化。不同的立足点绵延出不同的文化。西方人把自然看作人类不完备的居所，所以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中实现人的主体价值。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所以要顺其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体味天人之道。
于是有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源流，西方科学是从西方文化中一步一步地生长出来的，科学精神如其求真、求一以及它对简洁和谐的追求都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根蒂。在科学体系精致细密的逻辑框架背后浓缩着西方人对自然的审视方式和观照方式。因而科学首先是一种文化，而现代技术不过是科学的物化形式。如果说现代技术是一群鲜艳的果实，那么科学就是这些果实之所生长的一座森林，而西方文化则是这座森林之所生长的土壤。
文化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一个乡绅，他可能不识字，但他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气息。作为中国人，无论你是穿西装还是穿长衫，你都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印迹。从你尚未出生起，中国文化就已经开始浸润你，点化你了。
一位研究禅宗的哲学教授，他对禅的理论了如指掌，机锋无敌，但他却为在公共汽车上被踩了一脚而恼怒一路，为丢了一个存折而懊丧三旬，那么禅对于他来讲，就只是他身外的逻辑框架，而没有进入他的血液；如果他把恼怒与懊丧压在心底，做出一副微笑，那么他离禅的距离就更远。
文化是从内部生长出来的，不是能模仿出来的。
学问有多种，从学问与研究者的关系看，可分为两类：一类如矿物学，一类如心理学。一般来说，人们很难会因为研究矿物学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改变。矿物学是属于身外的知识体系。心理学则不然，它是关于人的心灵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自然会加深对自己的认识，在灵魂深处进行改造，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然而，如果能够深入学问的内部，即使矿物学，也会对人的心灵发生作用，改变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但是也有一些人，就如那位讲禅的哲学教授，甚至把心理学也作为矿物学来学，禅就只好留在他们身外。
作为文化的科学是与人的心灵相关的。然而不幸，众多科技工作者及理工科大学生，只是把科学视为如矿物学一般的属于身外的知识框架，一旦走出实验室，走出工作间，他所学的那门知识便从其意识中一散而尽。这时，科学就只是他的谋生手段，而没有进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的生存方式。
人性是软弱的，它总要找一种比自己强大的东西作为精神庇护所。近代以来，科学在与宗教的抗争中获得绝对的胜利，科学便代替了宗教的位置，成了人们膜拜的对象。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也希望科学能够引导人类走上永恒的幸福。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反过来造成了对人的异化，西方的种种社会病、精神症就是实证。现代科技使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作为个体的人则逐步退化，作为生物的人的诸如视觉、听觉、身体的灵敏程度等本能的东西正在丧失着。现代科技不仅是人类的衣裳，而且是人类的脊梁。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是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人怎样才能不至于沦为现代科技的奴隶呢？
本世纪初，西方人为了反抗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有一部分人自我毁灭，成为五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的先驱；有一部分人到东方寻找济世良药，许多人修习日本禅、印度瑜伽以及中国的佛道功夫。对此，荣格博士说：“中国用几千年时光建造起来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以偷窃的方式得到，要拥有它，我们必须凭自己的努力赢得它。”“如果我们希望体验到东方智慧的活力，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欧洲式的认识，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功法。”
今天，我们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时候，所面临的正是同样的问题。（田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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